战后，在吉田要求外务省研究“日本外交的过失”的文书中，对缔结防共协定曾作了这样的分析:“除满意了日本希望挣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的感情外，没有带来任何利益。”(小仓和夫，《吉田茂自问》，藤原书店)
宇垣内阁流产后，林铣十郎内阁诞生(1937年2月)，石原莞尔如愿以偿。至此，日本外交迎来了一个转机。西安事变后，日本海内也开始出现了调整对华政策的机会。亲英美派的佐藤尚武就任外相，他试图纠正以前那种挑衅性、谋略性的华北分离工作。然而，林铣十郎内阁解散众议院的强硬做法引起了各政党的反抗，结果短短四个月就倒台了。
时间到了1937年的日中战役前夜。那么，有没有办法不走上那条道路呢?——研究日本近代史的臼井胜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我认为‘有’。办法就是，继续佐藤外相的革新对华外交的路线。”(《新版日中战役》，中公新书)
但是，在下一届的近卫内阁中，广田再次就任外相，“广田外交”复活。在广田外相领导下，担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这样评价广田:“他是真心实意的和平主义者，是国际协调主义者，我对此毫不怀疑，但他却是一个无力抵挡军部和右翼势力的人。”(《外交官生涯》，中公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