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报告统计，从1944年6月12日到1945年5月18日，总共有785.7万德国军人成为西方军队的俘虏，其中250余万人落入英联邦军队之手，还有约520万人则落入美国人手中。
根据1929年7月27日签订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第三部《战俘》的相关规定，俘虏应该被关押在卫生且气候相宜的地区，战俘所居住的房屋或营棚应符合拘留国安顿自身部队的相同卫生条件，战俘的口粮在量和质方面应与拘留国部队相同。美国、英国、德国均在战前签署，加入并批准了该公约。
但当时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却没有执行这一规定，他对保守的英国人那套循规蹈矩的做法不以为然。这位美国人决心让欧洲人好好领教领教美国的战俘新思维。为此，在1945年4月，艾森豪威尔提出如下建议，德国的战俘可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投降的战俘。第二种，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第一类人可按《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处理。第二类人则仍然按敌对武装力量处理，换句话说，第二类人变成了不能享受战俘待遇的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即使他们投降了，也可以杀死他们。实际上到了1945年8月，所有的德国战俘都归入了第二类。
美国军方将德国战俘关在用铁丝网围成的巨型栅栏里，他们没有为战俘提供卫生和有营养的食物，当时的情况并不是食物缺乏，由当时盟军和国际红十字会披露的材料显示，美军在欧洲的食品总部有大量食品囤积，国际红十字会有10万吨食品储存在瑞士。而美国一天只为德国战俘提供一顿的食物，数量只有美国士兵的1/10，许多德国战俘因饥饿而死。
由于战俘营里缺乏必要的卫生设施，疾病迅速蔓延，主要是痢疾、伤寒、坏疽和肺炎。美军对因战斗而负伤或者患病的德国战俘有时不提供相应的医疗救助，战俘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生命“自动地消失”了，这是战俘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国际红十字会多次要求视察战俘营，但都被美军拒绝。
在关押期间，美军还对德国战俘进行非人道的折磨。为了获取情报，美军常常对战俘进行刑讯逼供、殴打和吓唬。
许多战俘在战后没有被释放，而是被“赠予”给了法国，以帮助其重建国家。这种做法违反了战俘的意愿，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怨声载道。据统计，最终有70万德国战俘被送到法国，关进战俘营里。由于战后法国食品极度短缺，而且法国仇德情绪比较严峻，战俘们遭到了饥饿和酷刑的折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美军的德国战俘集中营里，有100多万已经投降的德国战俘死于人为的饥饿、疾病和无医无药。到1950年，大多数非登记在册的德国战俘的材料被美军相关机构销毁。这100万在战俘营里死亡的德国士兵的人数，相称于从1941年到1945年在西线与盟军打仗死亡的德军人数的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的死亡中落幕的。
二战日本冲绳女兵：若被美军俘虏了应咬舌自尽！
美联社4月20日发表了题为《硫黄岛老兵与冲绳幸存者的二战记忆》的报道，编译如下：
在诺曼·贝克心目中，日本人是疯狂、残忍的动物，他们对生命没有丝毫尊重。而对于岛袋美子来说，美国人是鼻子长长的魔鬼，他们从天上降下地狱之火，然后大肆劫掠任何不幸遭碰到他们的东西。
当年18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17岁的冲绳女学生仅仅是从灌输给他们的恶毒宣传中了解敌人的。最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他们在两场接连发生的、相距几百英里的战争中碰到敌人时，这种感受达到了最可怕的程度。而在其后的70年里，调和历史仇恨与当前的和平一直极其困难。
以下是他们向美联社讲述的在硫黄岛和冲绳岛的亲身经历。
初次遭遇战役
贝克是1945年2月25日深夜随海军陆战队第4师到达硫黄岛的，并被派到一支安全分遣队，任务是为肃清两个机场的部队提供保护。他是队伍中第一个跳下登陆艇的。
“当舱门缓缓打开时，我还对战役没有任何概念。我在几秒钟内变成了一个男人。这时海滩上一片混乱，到处是人和装备，头顶上是日军的炮火。这是一种让人苏醒和成熟的经历。我很快走进了一个弹坑里。”
一天早上，当他走过一处碉堡时，他往里面看了一眼，看到一个日本兵在蜷缩在角落里，便毫不犹豫地开了枪。“他离我很近，我朝他开枪时血溅到了身上”。
他说：“我们一直被灌输日本是一个可恨民族的观念……我那时是个优秀的士兵。我养成了残忍的心理。我不回避交战。”
岛袋美子是1945年3月在冲绳日本守军的动员下加入姬百合学生队参加战地服务工作的，当时日军正在征调当地平民为即将到来的战斗提供服务。和她一起的240个女伴中，有一半人没能活着回家。
岛袋的工作场所在不同的山洞里，她看过不用麻醉药的截肢，处理过感染严峻的伤口，听过士兵的惨叫，并在他们死去时无助地坐在一旁。当一枚炮弹刚好击中洞口外面，炸死了她身边的所有人时，她知道一切快要结束了。她的学生队6月18日解散，她被命令离开山洞。
“我们不想离开。我们不想四处逃散，然后孤零零地死去，”她说，“我想要一些炸药或是氰化物之类的东西，这样美国人来的时候我可以自杀。我被告知，他们给不了我们这样的东西。他们告诉我们，假如我们被抓住，我们应该咬断舌头，流血而死。”
重新审阅敌人
身在硫黄岛战事最激烈地区的贝克看到弹坑下有个日本兵在挪动时预备纵身跃过弹坑。日本兵面对贝克，把左臂举过了头顶。贝克举起冲锋枪瞄准，示意他举起右手。他们相距只有几英尺。
“我打开冲锋枪上的保险，预备打死他。他双眼在企求饶命，转过身让我看他右肩上的枪伤。”贝克身后的陆战队员大声叫喊，让他快开枪。贝克说不。他要活捉那日本兵。
贝克让日本兵脱掉外衣，只剩下内衣裤，以确信他身上没有武器。贝克给了他一支香烟，还给他喝了些水。然后有人把他带走了。“我一直希望能够知道他这辈子过得怎么样。”
岛袋在离开山洞两天后踩到了一颗地雷，她的右臂和右腿被严峻炸伤。几个村民把她和受伤的朋友抬到一处相称安全的地方。由于她们躲在峭壁后，她们的伤口生了蛆。就在她徐徐失去知觉时，突然听到了脚步声。
“有5个美国兵拿着枪站在我们身旁。他们可能认为我们有手榴弹。当他们摸我朋友的胸部检查时，她拒绝了。他们还查看了我的口袋。我们什么也没有。我十分虚弱，无法咬断舌头。我央求他们，‘杀了我，杀了我吧’。”
这些士兵——事实上很可能是海军陆战队员或海军看护兵——打开了两瓶液体，岛袋并没有立即意识那是什么。处在极度恐惊中的她以为那是汽油，他们想要点火烧死她。
她说：“不过接下来他们开始给我们清理伤口。他们浇到我伤口上的液体杀死了长在我手臂上的蛆。他们把那东西像水一样倾倒。日本人通常用同样的量给50个人处理伤口。而他们给我一个人就用了一整瓶。”
接下来的几周里她继承仇恨和怀疑抓她的美国人。她绝食，也不告诉他们关于自己部队的任何情况。“被俘是最耻辱的事情。我想他们表现仁慈只是想欺骗我们，他们最后会用某种可怕的方式杀了我们。他们越是仁慈，我越不相信他们”。
仇恨留在过去
从日本回国后，贝克上了学——后来还因为参加朝鲜战役中断了一年学业。他成了一名航天工程师，在改行进入新闻出版业前曾活跃于航天计划。如今88岁的他过去55年里一直住在弗吉尼亚州。上个月他第二次、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回到了硫黄岛，参加“荣誉军人重聚”活动。
贝克在这次旅行后说：“我对日本人有过的那种在二战期间很普遍的刻骨仇恨留在了硫黄岛上。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
但他还说：“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残忍和野蛮，不仅是对我们，还有他们自己人之间。仍旧存在文化的鸿沟，我想我们不能指望它会缩小。”
岛袋后来成了一名教师。1984年她和姬百合学生队的其他幸存者在她服务过的最后一个山洞附近建造了一座纪念馆。几周前，她们举办了最后的演讲会。87岁的她说，她们再也没有精力了。
与贝克一样，她再也没有那种曾经充斥她内心的盲目仇恨。但她的怀疑仍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冲绳继承存在的多个美军基地。“他们声称在这里是为了保护冲绳、保护日本的。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创造一个不需要它们的世界”。
她说：“我不恨他们。”她的声音慢慢小下来，她在仔细考虑接下来该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