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曾通过对美国共产党的控制，收买了一大批美国公民为其充当间谍。到1930年末，美国的前苏联间谍网从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延伸到了秘书、记者、科学家和大学教师，甚至还渗透进了政府最高层及白宫本身。为便于追踪提供应他们的情报，驻纽约和华盛顿的NKVD(克格勃前身)的特工们用密码和无线电向莫斯科传送所需信息。
1944年的一个深夜，萨姆·科恩走出他在新墨西哥州秘密综合大楼的办公室，他需要休息一下。和从事曼哈顿计划的上百名其他科学家一样，他每周工作六至七天，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而奔忙。“我去看看特德在做什么”，科恩自言自语道。
特德·霍尔的办公室里只亮着几盏灯。此时的霍尔正翘着二郎腿坐在一堆高10英尺的木制板条箱上，像一块石头一样纹丝不动，双臂放在膝盖上，眼睛紧闭。像一尊打禅的和尚，科恩心中暗想。
“嗨，特德，我们去喝杯咖啡吧。”可特德丝毫没动。大惑不解的科恩转身走了出去。
霍尔是曼哈顿计划中众多怪才之一。他19岁那年，是个激进学生，被哈佛大学逐出校门。他被怀疑是苏联间谍。
根据美国最近宣布的政府文件显示，由于霍尔的泄密，加速了前苏联对其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尽管科恩和联邦调查局的其他人员以及军方人员对此一无所知，但毫无疑问，霍尔向前苏联提供了如何引发原子弹连锁反应，如何提纯铀制造原子弹原料以及何时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重要情报。
1950年，联邦调查局证明，该机构怀疑霍尔是前苏联的特工人员。但他一直没被逮捕。现年70岁的生物物理学家霍尔已退休在家，住在英国剑桥一座不大的砖木结构的房子里，他仍旧是个美国公民。
前苏联曾通过对美国共产党的控制，收买了一大批美国公民为其充当间谍。到1930年末，美国的前苏联间谍网从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延伸到了秘书、记者、科学家和大学教师，甚至还渗透进了政府最高层及白宫本身。为便于追踪提供应他们的情报，驻纽约和华盛顿的NKVD(克格勃前身)的特工们用密码和无线电向莫斯科传送所需信息。
美国军方信号情报局(亦即今天的国家安全局)于1939年开始截获并记录这些联络，但无法破译它们。1943年2月，美国军方信号情报局展开一次代号为“维诺拉”的大胆行动，破译所截获的情报。他们一条条地破译出2000条电文，尚有部分密码至今仍未破译，但是，分析家们最终识别出为前苏联服务的100多名特工或情报人员。
但是，“维诺拉”的秘密不能公开，以免让苏联人知道我们正在破译他们的密码。保密所换来的一个代价是：尽管证据确凿，某些特工，包括霍尔在内，从没被送上法庭。
如今已经公开的“维诺拉”文件显示，霍尔作为苏联特工的生涯始于1944年10月。
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美国原子弹基地)后几个月，霍尔回老家纽约休假。他在那儿与他的哈佛大学同窗萨维尔·萨弗·萨克斯讨论了原子弹研制工作。两人都是美国共产党操纵的共青团成员。萨克斯利用美国共产党机构将霍尔与苏联情报机关挂上钩。
1944年11月12日，苏联驻纽约使馆向莫斯科发报。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专栏作家塞基·N·科纳科夫和一名NKVD(克格勃前身)的特工与霍尔谈了话，觉得他“头脑特殊敏锐，思路开阔，在政治上有发展”。这条电文说霍尔给了科纳科夫一份有关Camp-2(这是苏联给洛斯阿拉莫斯起的代号)的报告，并列出了参与曼哈顿计划的重要人员的名字。
霍尔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1945年7月24日在德国召开的闻名波茨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当哈里·杜鲁门总统告诉苏联领导人美国刚刚成功地试爆了一种威力无比的新式武器，即第一颗原子弹时，却对斯大林的反应大惑不解。斯大林的表情甚是冷淡，他只是回答说，他希望美国应好好利用它来对付日本人。
实际上，斯大林在此之前就定期收到有关这颗原子弹的情报。比如，克里姆林宫1945年7月10日的一份绝密报告指出，原子弹首次试爆的时间已经确定。该报告具体介绍了这个复杂装置，报告的上端是情报员的姓名——“马拉德”是“维诺拉”文件中霍尔的代号。
对“维诺拉”某些电文的部分解密，显然让联邦调查局的监视。1951年初，霍尔就“有关美国的安全问题”接受了联邦调查局的询问。调查人员向他出示了一张塞基·科纳科夫的照片，“马拉德”正是由此人招募的，并至少同他见过两次面。但霍尔矢口否认见过他，联邦调查局还与霍尔的亲戚和熟人谈过几次话，但一直没逮捕他。
1962年，已婚并有三个小孩的霍尔供职于剑桥大学闻名加文迪希实验室。此后，他一直住在英国。
煞费苦心解码的“维诺拉”电文向人们揭示了某些战后美国最热闹的争论点。随着冷战的加深，美国共产党唆使苏联搞间谍活动的说法被嘲笑为妄想狂。“维诺拉”的窃听情报是对这种嘲笑的有力驳斥。
“维诺拉”窃听情报显示苏联间谍机关在美国的大规模招募活动。长期被许多美国记者尊称为“无党派人士”的I·F·斯通在1944年就与NKVD(克格勃前身)有联系了。
NKVD(克格勃前身)报告说，尽管斯通收入颇丰，但他不反对外快。他的苏联主子给他的代号是“布林”(薄煎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51年，斯通取笑有人对他进行的攻击，声称那些攻击滑稽可笑，就似乎是说“我的听力辅助器是秘密接收装置，我靠它天天与克里姆林宫联系。”
专家学者对浩如烟海的“维诺拉”档案仔细分析后，发现新揭示的东西只触及皮毛。文件里至少还发现了潜伏在曼哈顿计划中的另外两名高级特工，他们的代号是“克凡特”(量子)和“弗格尔”(鸟)。美国政府一直没查出他们的身份。
去年秋天，名字公开前的几个月，特德·霍尔在剑桥火车站的一家小茶馆里接见了我们。向他出示了涉及到他的几份“维诺拉”电文的复印件后，他说，他预备就他的活动作个说明。那天晚上，美国法规关于向外国泄密的18章794款，是没有时效的。后来，霍尔写信给我们，称“目前不发表任何声明”。
1996年2月《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报导指出霍尔就是“马拉德”。九天后，美国国家安全局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退休住在洛杉矶的萨姆·科恩说：“我的预测是，特德当时的思想和行动较为自由，问题是他在向俄国泄露核秘密上犯了错。”
霍尔仍旧没说他预备用何种眼光看待自己的背叛行径——自豪的、后悔的或是冷漠的?他欠国家的一个解释。美国政府应该解释为什么没有起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