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夫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陕西地区成为农夫起义的中央地。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峻，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夫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夫起义的地区。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旧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夫。白水县农夫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夫进行斗争，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夫起义的序幕。王二首义点燃了农夫战役的星星之火，各地纷纷响应。天启八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政权。但是，农夫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且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
大顺军占领北京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假如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苏醒的熟悉，完全可以采取准确的对策。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旧以农夫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承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在军事部署上，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也缺乏战略眼光。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而后来的招降吴三桂不成和山海关战争，标志着大顺军在北京统治的失败。山海关战争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要害性战争，对于推翻明朝后毕竟是由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战争的结果是清胜顺败，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目光短浅，政策和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山海关战争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要害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布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